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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系列 — 蒙古西征1
此时的花剌子模，不仅击败了古尔王朝、西辽，控制了整个中亚两河流域、兴都库什山脉，以及伊朗高原各国。这意味着，花剌子模能够做到垄断传统的东西方贸易通道——丝绸之路。对于正处在灭金关口上的蒙古人来说，并不担心花剌子模会对自身的安全有所威胁。蒙古人期望的，是通过和花剌子模建立贸易伙伴关系，这样他们从东方掠夺的那些奢侈品，将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 在先期派使节沟通后（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派出了一支将近500人的商队，尝试打通贸易通道。然而在蒙古人的商队跨越中亚草原地带与绿洲农业区的分水岭，也是花剌子模的北方边界——卡拉套山后，意外发生了。这些商人被花剌子模派驻当地的总督以间谍的名义尽数诛杀（地点在“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阿雷思河与锡尔河交汇处）。这一意外的发生，被认为是那位总督贪图蒙古商人所带来的财物。不过问题并在于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因个人贪念所引发的意外，而在于花剌子模国王随后拒绝了向蒙古交出肇事者，重新缔结和平协议的要求（甚至杀死了蒙古使者）。换句话说，花剌子模和蒙古交恶的确是一个战略层面的外交决定。 如果花剌子模人能够预知蒙古人的力量，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现在，几乎与蒙古同时崛起的花剌子模，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长期处于中亚和伊斯兰世界边缘的花剌子模，不仅成为了中亚的最强者，还成功的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南亚和西亚。这使得花剌子模人，并没有把这些北亚而来的游牧者当成一回事。事实上，在与蒙古交恶的这段时间，花剌子模也的确把心思放在了西亚方向，在蒙古人已经开始执行西征的计划时（公元2017年），花剌子模还在执行着进军巴格达的计划（由于出现内乱而中途放弃了）。 另一个让花剌子模人做出错误决定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有所提升。作为伊斯兰世界的北境守护者，花剌子模人天然有向北方那些“野蛮”游牧民传播教义的义务。击败佛教徒统治的西辽、夺取河中这件事，也足以让花剌子模人的信心爆棚。更何况花剌子模现在的期望值，已经提升到了做伊斯兰世界政治领袖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花剌子模人并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和蒙古人缔结什么和平条约。至于贸易，自然还是可以做的，只是蒙古人就没有必要自己把货运过卡拉套山了。 很显然，无论出于面子还是利益方面的考虑，同样正处在势头上的蒙古人，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按照之前北方游牧帝国在东亚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蒙古人能够把重心一直聚集于东方，那么他们下一步很可能会像之前入主中原的那些北方民族一样，建立一个中原王朝，并逐渐丧失自己的游牧属性（又或者像契丹人那样建立一个二元帝国）。当然，也存在蒙古人打破历史规律，在征服中央之国后，还有欲望向西扩张的可能性。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花剌子模人的主动交恶，至少将蒙古西征的日期提前了。以至于后人一提到蒙古西征，以及他们对西方世界伤害，大家都会想到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源自于花剌子模失信诛杀蒙古商队之事。 由于控制楚河河谷和塔里木盆地的西辽，横亘于花剌子模之间，蒙古人首先针对西辽发动了远征。做出这样选择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现在西辽的君主并不是一个契丹人，而是蒙古人在草原上的主要对手之一：“乃蛮人”的王子。记得在西域部分时，为了解读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我们曾经略写过一下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参见《蒙古诸部地缘结构图》）。
其中成吉思汗所属的蒙古语的部落分布于肯特山以东的东部地区；中部的色楞格河流域则以克烈部为主（可能说突厥语，也可能说蒙古语）；至于西部杭爱山——阿尔泰山之间的“大湖盆地区”，及至阿尔泰山南麓，则为为突厥语族的乃蛮人所有。 除了语言上的差异以外，克烈部与乃蛮部在宗教信仰上与蒙古人也有所不同。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诧异，二者当时的信仰竟然是属于天主教的教派——景教（聂斯脱利派）。当然，这些游牧者的信仰，并非欧洲人直接传教的结果。基督教得以在蒙古高原上传播，很大程度是因为自唐朝传入中原之后，因其独尊一神的理论，无法与佛教、道教等其它宗教，以及华夏文明的祖先崇拜传统兼容共存，而退而求其次的避入游牧之地传播。实际上，由于自身在文明上的积淀有限，游牧民族对宗教信仰本身，并没有定居民族那么坚定，任何成体系的外来宗教，都有可能在游牧民族中获得传播。 作为阿尔泰山的守望者，乃蛮人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蒙古人统一高原成功，也意味着蒙古骑兵的身影将很快出现在天山之麓。最先让西辽人感受到直接压力的，是 “高昌回鹘”的叛离（公元1209年）。在契丹人进入中亚之后，身处东疆的高昌回鹘也是最早归附西辽的国家，并且成为西辽帝国在东北方向的门户。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契丹人决定借力逃亡而来的乃蛮人，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同时乃蛮人也作出了融入契丹的姿态，甚至因此而放弃了原有的基督教信仰，变身成为了佛教徒。不过这支落跑而来的外援，并没有为西辽的安全做出太大贡献。相反，在花剌子模人击败西辽占得河中之地后，反客为主的乃蛮人却乘机谋得了王位，并通过与西辽王室联姻（同时仍以西辽为国号）与契丹贵族达成了和解。 由于西辽推行强制改宗佛教的政策，是在乃蛮人发动政变之后进行的，所以西辽后来灭国的责任，很大程度被归罪于乃蛮人身上。然而事实上，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西辽之所以开始改变宗教政策，是因为遭受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强大压力。从这一点来说，决心融入西辽的乃蛮人只是在顺应大势罢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地缘政治上都应该由“西辽”这个政治体来负责。不过这个责任到底由谁来负，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蒙古人几乎没有留给他们看到改革后果的时间。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派出两万铁骑，（哲别领军）开始向西辽进军。 蒙古人军事上的特点，已经被各路研究者研究的很透了。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政治、外交层面的做法。鉴于西辽正处于宗教改革的阵痛期，蒙古人在军事进攻之前就向西辽臣民传达了自己允许宗教自由的政策。这一政策迅速在以喀什为首的各个绿洲引起了共鸣，占据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居民，很快成为了蒙古人的内应，并使得乃蛮人和契丹人的统治瞬间崩塌。值得玩味的是，当年契丹人之所以能够在中亚迅速满血复活，也正是受益于宽松的宗教政策。 很难说契丹人的做法是对是错，因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有其特定的背景。鉴于蒙古汗国的强大，即使契丹人继续执行宽松的民族、宗教政策，也一样逃脱不了灭亡的结果。这其中最大教训在于，即使从各个层面（包括民族、宗教等）来看，在一个政治体内进行地缘融合是必要的，你也不可能在自己衰弱之时做到这点。换句话说，这样做的前提是执行者本身必须足够强大，否则只会加速自身的分裂。相信这一教训，在今天依然有借鉴作用。 “胡萝卜加大棒”一词，是美国人在20世纪初引用于外交政策中的。不过在历史上，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方式，早已让各个时代政治家们操弄的很熟练了。就中文的语境来说，中国史书《三国志》中总结的“恩威并施”一词，倒是显得更加的优雅。当然，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一政策并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做了。在征服西辽的过程中，宗教自由的胡萝卜，显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让生活在西辽土地上的居民，在改朝换代时承受了较低的损失。 然而仅仅凭借这一政策，蒙古人是无法建立庞大帝国的。就一硬一软的两种手段来说，大棒显然比胡萝卜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在大棒威胁下的胡萝卜，才会显得更加的香甜。就好像蒙古铁骑没能在战场上显示出战胜西辽军队的实力，再多胡萝卜也是于事无补的。现在为了让更多人接受“胡萝卜”，蒙古人还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显示一下大棒的毁灭性威力。很不幸，花剌子模人成为了这个倒霉的样本。